政务院于1950年公布的《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有权拟定与本省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报告主管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或备案。
在审查家事调查报告时，为查明事实，更清楚地了解案件事实全貌，法院可以要求家事调查员在开庭时到庭陈述意见，也可以要求家事调查员提出书面说明意见，以进一步叙述家事调查报告所涉调查事项的有关内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家事调查员来自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并由家事调解员兼任家事调查员。
家事调查本质上属于社会调查，而非法院依据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22)参见前引⑥，冷罗生书，第291-292页。社会调查是指运用观察、询问等方法从社会生活中收集资料、数据，了解社会事实的活动。(三)关于家事调查员职责的探索 在家事调查员制度探索过程中，各地家事调查员的职责不完全一样。(24) 既然家事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法院对家事调查报告的运用不必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要求，例如，在法庭上，并不要求像对待证据那样由双方当事人对家事调查报告进行质证。
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总体部署，法官员额数一般不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数的40％，司法行政人员一般不超过15％，其他人员为司法辅助人员。4.回访 家事案件经判决或者调解结案后，对于判决或者调解书的履行情况、夫妻关系改善状况以及未成年子女是否得到妥当的安排处理等，法院需要通过回访把握了解，以便更好地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做好帮扶等工作。而城市地区的司法更需要正规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现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适用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农民的诉求和习惯并不能够被同样地代表，当某些人民群众还无法收集证据、制定预案、参加诉讼的时候，正规化、规范化和复杂化的诉讼程序所打造的司法门槛，必会将这部分当事人拒于法律之门外。
当弱势群体无法在诉讼中找到令自己信服的解决方案时，他们必定会诉诸其他方式，这突出表现为民事一审案件受案量的下降和信访数量的上升。在人民群众利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已经接受了现代法律的规训——做一名合格的当事人，这便是现代法治的隐秘治理逻辑所在。微观上则要求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巩固，经济活动也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不同而施予区别对待，制定统一合同法势在必行。
在全新的学术话语中，为权利而斗争的秋菊们就是我们期待的样子。而现在当事人是积极主体，可以独立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完成诉讼过程，司法所要做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一般而言，企业财力雄厚、诉讼能力强，而公民诉讼能力弱很多，因此我们在分析行政诉讼的案件数量、胜诉率，或者为行政诉讼提供改革建议时，需要具体分析行政相对人的真实构成，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的分类与分化，为本文所关注的当事人的社会分化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从群众到当事人的转变赋予了抵制司法群众路线以正当性：既然人民已经从落后的群众变成精明、理性的当事人，司法专业化就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例如，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曾经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公开开庭近4000次，旁听群众达12万人次，起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进步，法治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关系会发生转变，发生在边远农村的司法不公事件经过网络上的民意发酵之后，反而更容易成为牵动全国人民的焦点事件。
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应该避免一刀切误区以面对真实而分化的社会大众及其多样化诉求，重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并借助政法体制实现对人民的实质代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的初心与本意。因此，在司法中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在社会转型和分化所导致的紊乱的法律世界观中，无论是宏观的司法政策还是微观的司法判决，都不应该贸然行动、撕裂社会，而是应该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心理需求，以此弥合社会与法律的差距。首先，在宏观上，需要执政党的司法政策来协调和平衡，如在判决与调解之间钟摆的司法政策，便是为了回应不同的司法需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动司法与大调解需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的法院找准自己的定位。
从司法研究的人民维度来说，则是要实现从个人、群体向政治上的人民的转化，这一变化需要借助司法和其他政法制度的不断塑造。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更为重视对欠发达地区的反哺，以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化配置，法治在化解利益冲突、助力社会的平衡发展中的意义不容小觑。
在司法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转化手段，借助精巧的组织、动员技术，不仅将单个人纳入国家的治理网络中，还实现了对他们的政治塑造，这种操作早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中就已经存在：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司法群众路线最终服务于争夺民心和话语权的战略，进而成为复杂治理网络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如果说以前司法工作中群众路线关注的是如何能够节省农民的诉讼支出，很好地进行诉讼，新千年后的司法制度所关注的就是如何让当事人很好地利用司法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进入20世纪90年代，自然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为人民群众送法上门的同时，也将人民群众纳入到法治精密的治理网络之中。也就是说，如果司法不能为他们提供看得见的正义，他们将会采取诸如信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导致司法政策大幅度地向司法为民这一传统话语回归。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司法理论 人民 群众 政法体制 。与此同时，当事人借助程序法的塑造成为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法院为人民服务，但是不会保护不及时行使权利的当事人。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为民的初心和基础，也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的必然选择。例如，就诉讼能力的差异而言，诉讼中有能力的一方更具有可能性去影响判决，商事案件中的企业当事人比公民个人更有能力通过法律之外的方式影响法官，进而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也就是说，群众的落后意识需要向先进的法律理念靠拢，村民们朴素的权利意识必须要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唯此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按照通常的理解，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院借助高超的审判水平，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专业化为指针的司法改革中，复杂多样的群众被塑造为同质化的当事人。觉醒的群众应该有能力自己为权利而斗争，权利话语的兴起使得维权成为司法重要使命。
另一方是以政府雇员、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他们有知识，从事脑力劳动，常见纠纷集中在财务、知识产权、贸易纠纷和与政府的矛盾，这两重意象构成中国法院的双城记。分化人民的司法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然而，我国的司法改革大部分时候采取的则是一刀切标准，推行对社会精英有利的专业化改革。当事人一词在司法话语中的流行可能更晚，直到1997年前后，当事人一词才频繁地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司法之所以要为弱势的当事人考虑，就是要完成对弱者的平等对待，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进而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最终通过对民意的代表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正当性构建。
而从判决结果来说，政府部门在诉讼中享有明显的有利地位，更可能获得有利判决，而农民则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上。然而，理想的当事人更多停留在概念之中，现实司法中的人民是分化的。
四、政治学意义上整体的人民 理想的同质化当事人是由形式主义法治所塑造出来的，更多停留在概念之中。（二）当事人主义的隐秘逻辑 现代法治所期待的是同质化的公民，农民或市民的身份区别并不重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司法公信力并未随着专业化、职业化的加强而提升，这提醒我们，中国司法所面对的人民不是西方那样的法律人职业共同体，而是普通大众。将法官与诉讼参与人一并考虑是理解司法的正确方式，苏力教授将之归结为司法的合成理论，顾培东教授称之为司法应该尊重消费者体验。
在当事人主义的强势话语中，责任自负的理想当事人契合了民事诉讼的三大基本原则，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预设。民事诉讼理论将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视为一种历史趋势，责任自负是现代当事人的核心特征，其基本假设是当事人具有诉讼能力，对群众进行诉讼的过分照顾反而是没有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错误思想。在具体司法过程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和法官调查取证的案件数量增多，也更为容忍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和变更诉讼的请求中国人民对此感到痛快淋漓。
1948年，马克思最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政论文章中所提到的专政并不是特指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指资产阶级专政。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宣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点，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后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一百周岁生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对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结合，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民主和对资产阶级施行专政的结合。